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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