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里,审查两年了。因未找到真凭实据,最近就要讨保释放。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只要不胡说,事情就不难解决。”经验告诉我决不能轻易相信人,但碗筷还是需要的。不一会儿,他又送来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样,先收下再说。在正式审讯我之前的这些日子里,他常来这儿说上几句话,最初只是东拉西扯,后来谈到这里惯用的审讯手段,继而进一步告诉我狱中斗争的经验。当确信他是党内同志时,我激动万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战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军法会审处正式开庭。公堂里阴森可怖,一缕暗光照着坐在正堂中的3个审判官,侧面有两个书记官,厅堂两边站着8个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铁链、火枪以及点着的木香,象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审判官惊堂木一拍:“你叫什么名子?哪里人?犯罪前什么职业?因何犯罪?如实招来!”“我叫李宗贵,瓦窑堡人。是安定县北二区二十三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我是被区长雷治富、团总折可达诬陷入狱的,因我揭发了他们私吞教育公款的丑行。”“你是正在贴标语时被捕的,还敢狡辩!”“从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经审讯查证就对我动用了各种酷刑,我的申诉一直得不到公断。既然此处是正式会审,我要求申诉详细过程。”“只许如实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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