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不断地有人审视当今长篇小说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它有“独尊”现实主义之嫌，无论对近三十年文学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还是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抑或是对当代文学的世界化进程，不但未予及时跟进，而且还欠缺更为深刻的包容性及内在融合。当然，这种批判有其不容忽视的学理性，它触及到了当今长篇小说某些深层次和根本性的问题，如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当代文学所承担的意识形态任务及其自律性，小说文体所体现的合力意志和社会对它的深度期待等等，这绝非三言两言就能说清楚的。

不过，如果从出发点及创作实践来看，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还是充分地体现了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也表现了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之基础上进行努力探索和创新的强劲势头。特别是对于构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基本框架的农村、都市、改革、军事、知识分子、女性、历史及革命历史、少数民族等等重大题材，主体性、意识流、象征手法、荒诞手法、诗化与史诗化等等审美形式，当今长篇小说都有过深刻的表现，并从侧面折射出当代文学繁复驳杂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倾向；然而，如雷达对“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描述一样，它们也深在地贯穿了“一条原动力和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从不断展开的文化旅程来看，这种对民族灵魂的探索，绝非主观玄想，而是“从历史深处迸发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汇聚到今天的必然表现”，由不自觉到日渐自觉，从停留在重新发现“国民性”的残痕到不断有新的发现，由较狭的政治视角到日益宏阔的文化视野。(1)从主体内容来看，它们又不断地聚合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明与愚味的冲突”等种种文学现象，并且以“主潮”的形式，在精神层面上辩证地、逻辑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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