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许多人都在反思着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有种种不足，然而，我们在经历过那么多的内忧外患，那么多的苦难与挫折，甚至象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浩劫之后，我们为什么不但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今天还能以更为雄健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我们的民族肌体上，肯定存在着什么根柢性的东西，既支撑着民族对付外来危机，又主导着民族自我健康地成长。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与许寿裳谈论到，中华民族的现代设计，“揭出病苦”固然是紧要的，但发现“理想人格”(优根性)却是根本。这一目标在鲁迅本人而言并未直接实现，但却潜在地启示了后来者的“意义”寻找，特别是在民族身历危机之后，“理想人格”作为民族灵魂的核心涵义，几乎成为所有文学特别是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在依据。尽管在各个时期，作家们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会出现不同程度地分化，然而，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都体现了这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发现民族之“力”，这个时段的重要类型和代表性的作品大致包括，写家族命运和乡土变迁的有《故乡面和花朵》《白鹿原》《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旧址》《缱绻与决绝》《日光流年》《丰乳肥臀》《战争和人》《最后一个匈奴》《羊的门》《尘埃落定》《英雄无语》《呼喊与细雨》《活着》《施洗的河》《许三观卖血记》《大漠祭》《心灵史》；表意性的象征化的写作有《黄金时代》《务虚笔记》《九月寓言》《马桥词典》《废都》《怀念狼》《耳光响亮》；怀旧反思型的有《季节系列》《凉山月》《菩提树》《青春期》《裸雪》；社会问题型的有《抉择》《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大雪无痕》《国画》《兵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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