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重要性，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建国后，我们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条是对‘苏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一条是对资贸易。”建国后在粤海关任职的吕健行说，“前者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出口机器和一些重工业材料，但苏联的重工业本身很发达，依靠这部分创收外汇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才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广州这个口岸，经港澳，出品土特产、食品是当时更重要的创汇渠道，尽管这些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不高，但数量很庞大。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吕健行在国民党时代就是广州海关一名官员，作为最早引进西方文官制度的海关系统，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三年一届国内调动海关官员的传统，1949年，在重庆海关转正不久的吕健行刚被调到粤海关，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这个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国内的民间资本。“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到境外。”吕健行回忆，“当时‘申电’成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这种上海对广州的电报汇款，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由旧政府的货币变成港币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场就地投机，或转移至国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广州的银行、钱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套汇关系。”解放后，这个通道的价值被新政权再度利用。

广州解放入城式举行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马世诚回忆说，“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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