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发行“进出口许可证”，来垄断当时的进口贸易渠道，可以逼迫私人商业跟政府合作，但它不能完全杜绝走私。要从根本上控制商业物流，组织货源，“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效率的办法”。解放后任广州市工商联干部的匡正说。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将广州商业传统剥离并进行重组，以令其更符合计划指令。“当政府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诸如毛细血管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吕健行说，新的问题也来了——挑战的由来不是因为经济组织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它的成功，“基于私人利益的商业网络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政府合同。”

直到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央才意识到由此带来广州内在活力的缺失。“后来，为了使商品流通再次活跃起来，广州政府的商业企业做了很大努力，开办了一次时间长达两周的大型商品交流会。这毕竟只有局部的作用，取代不了固定的商业网络。”吕健行回忆，“但在1949年到50年代中期，要达成国家目标，似乎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广州解放初期的现代工厂无法与上海和东三省相提并论，但其小商店、小工厂作坊数目之多，大大出乎新政权最初的估计。李祯荪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的秘书之前，曾参与过广州市民情调研工作。这项被称为“大登记”的“摸底”工作，动员了几乎半数以上的接管干部加入其中，它被视为共产党在这座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长期以来商业和贸易活动的随意性，给城市人口数据的统计增加了难度，而1950年春严重的粮食短缺帮助了调查人员更准确地确认出生报告和家庭人口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粮食供应商，从政府那里获得粮食从事批发分销的人必须出示户口登记。“当时初步的人口统计，广州市1949年的人口是130万。”李祯荪回忆，“进一步调查下来，所有就业人口中间，广州的产业工人在2万左右，而交通运输业有4.5万多人，店员则多达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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