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一次，我在周末拜访雄大的住处，我们的男女朋友关系就像这样，后来又持续了两年。

我毕业以后，他依然专心准备医学系的考试，但坂下老师的研究室却是去得有一搭没一搭。“事到如今，我不想换去别的老师的研究室，可是也不想看到他。”他在我毕业那年的春天说。那一年的医学系考试，他落榜了。

“就算没毕业，只要先考上医学系就没问题了，真不甘心。”

虽然曾经受到不合理的责骂，但毕业的时候，我和圾下教授在良好的关系中道别了。毕业后，我去找雄大时顺道拜访大学，教授很担心他。

“如果他更常来研究室就好了。他不肯求助，我也没法帮他。如果你见到他，可以帮我劝劝他吗？”

教授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应该完全是出于善意而这么说的。“好的。”我答道，这么转告锥大，但我不记得雄大是怎么回答的了。

渐渐地，我越来越像个高中老师了。

常有人说教师的视野狭隘，但小小的教室里，包括学生的家长背景在内，就像个社会的缩图，我常为此烦恼不已。因为自己开始赚钱，我有了理财观念，也学会奉陪任性上司的一时兴起，还有在组织中不得不的压抑与隐忍。

我在职场上碰到的事，雄大大抵都用一句“真辛苦”带过，然后耸耸肩说：“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做那种工作。”

如果成为医生，组织与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压力，绝对不是我现在的工作可以比拟的，但我不知道他对这部分的想法是什么，没有吭声。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常计算起接下来的岁月。

现在要进医学系，要花上几年？毕业要花上几年？就算顺利考上医学系，毕业也要六年。医师的国家考试也不一定可以一次就考过。实习两年，然后，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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