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摸摸挣“票子”，提心吊胆过日子。

这是煤老板李国民的生活写照。

前几天，他刚刚掏了三万送走县“新农村建设执法检查团”，这又接到乡里来电，说乡“计划生育执法队”下午就到。

他知道，这些人名为“检查执法”，实则是强行收费。

“唉，真是倒霉透顶了，碰上这些人，没辙。”李老板一脸无奈。

对此，有人指出，一些地方部门这种动辄“霸王执法”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庸政”的思维作祟。

而导致某些地方官“庸政”行为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自身的执法权力“自我”放大。社会学家认为，当权力只有受到约束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如今，在这些“执法者”的身上，广大普通群众似乎看不到他们手中的“执法权力”受到的“某种约束”。也许，他们一直未意识到这一点，张口闭口就说自己是“执法人员”，动辄对煤老板“涸泽而渔式”地“收费”。

其实，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蝇“违法”煤老板并不归他们管理，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人员实际上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执法者把自身权力“擅自放大”，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些部门执法意识的“错位”。而面对这些部门动辄向以煤老板为代表的财富阶层实行“霸王执法”，当地政府也难辞其咎。

我们知道，在现代行政学的视野内，“行政主体”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掌者”。这也就是说，作为政府部门，在具体生活中，你必须依法行政，必须依法“积极作为”。

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作为和不作为”，这不再是泛化的道德义务责任，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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