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农民担负起了革命主力军的重任。红军中农民占了多数自不用说，就是边界各县的党组织，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这种状况，也带来了一个困扰着前委和毛泽东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在井冈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使边界各县的党，其成员基本上是当地农民。由于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所以党在村落中的组织，也因为居住的关系，常常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议简直就如同是家族会议。

另外，宗族裙带关系在一些党的组织中也严重存在，例如在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就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的很。”

其所以难，是因为边界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很严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的革命斗争就得不到相互配合，一些人往往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而对兄弟地区的困难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帮助。

在地方主义特别严重的永新县，一些同志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情绪常常有所表现，甚至曾一度要求脱离特委的领导而闹独立。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而保资本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已经作出枪毙反动分子龙怡奎的决议，县委竟然可以视此决议于不顾，又将龙怡奎给放了；在宁冈、莲花等县，也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加强与特委的联系；在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并且所有的枪支都拿在知识分子手里，不拿与革命的农民队员”；……更令人感到为难的是，要改变这种封建主义色彩很浓的地方主义观念，非常不容易。“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因此，“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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