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团13师师长陈伯均肠胃不舒服，他在日记里记了治疗的方法，由于还是长征初期，医药充足，他注射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药，吃了6个泻丸，还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过到了后来，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艰苦的行军、频繁的战事中，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1934年11月3日，陈伯均在日记里记下“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并掷弹十余枚，我伤四人……这几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还提到“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防碍，这的确是须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

长征越是进行到后面，红军的药品、医护用品就越是匮乏：没有纱布，只好用厚纸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条；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只够包在伤口处，外面用纸裹好；战士们、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

陈伯均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两个月的剧烈行军，被医生诊断为骨膜炎，只能坐担架。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聂荣臻，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感染化脓。

长征开始后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1935年5月，胡耀邦再在遵义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被送到天主教堂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个叫王彬的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王彬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曾就医国民党部队，是一位少校军医。但这样的人在红军部队里非常稀少。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还有罗明、钟赤兵、张云逸、张宗逊、文年生、李寿轩、白志文等等，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自己也是经常咳血、胃痛。而毛泽东、王稼样在长征一开始就带着病体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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