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禁区’，你别来采访我！”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当我去上海体育馆对面的大楼里采访复旦大学老教授陈仁炳先生时，他幽默地对我说。

陈仁炳先生自称“禁区”，是因为据告他是“五人”之一。

所谓“五人”，是指在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同意，全国“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中央一级的民主人士共五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

在这五人之中，四人皆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唯有陈仁炳先生尚健在。

这么一来，陈仁炳成了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当然也就成了“禁区”。

我庆幸在一九八六年闯进了陈仁炳这个“禁区”。此后，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陈仁炳先生就不幸去世了。于是，“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也到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据陈仁炳先生告诉我，他生于一九零九年中秋节，换算成公历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基督教徒家庭。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同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然后于一九三六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这年秋天回国，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这位头发灰白、面目清癯的老教授，指着墙上挂着的博士证书，风趣地对我说：“幸亏这博士证书是用羊皮做的，很结实。在‘文革’中，红卫兵想撕掉它，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扔在墙脚，被我捡回来了。所以，我现在把它高挂起来，作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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