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决定和谈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作战略调整。

1951年5月下旬，正是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作出了一项似乎反逻辑的决策：将正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未参加）召集回国，汇报战况。

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批出国赴朝作战的军队的首长，个顶个都是扛硬活的。

撇下激烈战事不管，将正在朝鲜战场作战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召集到后方商谈，不管是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且，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就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当口，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也曾干过诸这样的事儿。他放下战事不管，召集将领们到远在日本的东京开会，商讨战事，被将领们恨得牙根直痒痒——是啊，前方快要崩盘了，后方却在开什么鸟会，等会开完，黄花菜都凉了。甚至连小报记者都笑话，称“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会议”。

战略家毛泽东这么干，他到底怎么了？

形式相似，内核不同。

其实是毛泽东感到，仗打到这个份上，战局出乎预料（第三、第四次战役），该进行战略调整了。

战略比战术更重要。

思路比操作更重要。

这，正是毛泽东这么决策的原因之所在。

调整战略，怎么调整？

毛泽东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这样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

方法，人们不是大谈特谈方法吗？

毛泽东，就是方法论大师，他的方法简便易行，常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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