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食鸭有悠久的历史。《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以鹜。”鹜,就是家鸭。这里的“公膳”,并非指襄公的饮食。据杨伯峻先生注释,“公膳”是指卿大夫在朝廷办公时的工作餐,类似南北朝时的客食和唐代的堂餐。厨子偷偷将鸡换成鸭,对大夫膳食的规格降低了标准,于是大家很不满,不吃鸭肉,仅吃了一点肉汁。可见鸭在席面上的地位不如鸡高贵。
家鸭在古代不仅称“鹜”,又称“舒凫”,《说文》也称鸭为“鹜”,但多指野鸭。此鹜,更有屈原的《卜居》为证:“将与鸡鹜争食乎?”这样一来,王勃那篇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显得站不住了。鹜几乎是飞不起来的,就算野鸭能飞起来,也谈不到与落霞齐飞。我曾就这个问题查阅了不少《滕王阁序》的注释,大多避开这个问题不谈,有的干脆注为“水禽”,倒也含蓄得很。鸭虽也称“舒凫”,但多指野鸭。此外,鷈鷈称为刁鸭,鸂鶒称为溪鸭,可以说都是鸭的一族。
古时北方吃鸭的机会不如南方多,制作方法也简单些。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在饮食方面记叙甚多,荤食中除了羊肉和鱼类菜肴之外,就是鸡和鹅了,比鸭要多得多。但在《梦粱录》和《武林旧事》中,鸭的菜肴就多了起来,可见临安与汴梁在饮食上的差异。除了记载最多的爊鸭之外,还有许多品种。仅以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张俊第的膳食安排为例,就有脯鸭、鸭签、莲花鸭签和野鸭数种,说明鸭菜也是上得席面的佳肴了。
北京烤鸭闻名海内外,但它的历史却并不长,便宜坊和全聚德都是创办于清末,两者所不同的是一为焖炉烤鸭,一为挂炉烤鸭。“烤”是后来的名称,可以说与烤肉宛和烤肉季一样,“烤”字都是应运而生,烤肉应为炙肉,而烤鸭则为烧鸭了。《说文》无“烤”字,这是后来的演化,就像今天粤菜中的“焗”字,慢慢地也就约定俗成了。烧鸭本是清代的宫廷菜,是后来才传入民间的。清末同治年间,河北冀县人杨全仁先是买下一家干鲜果铺子,又聘请了在宫里做过烧鸭子的厨子,经营起烧鸭来。由于原来的干鲜果店与果园有联系,杨全仁就想出了用果枝为燃料来烧鸭子的办法,果枝点燃后气味芬芳,烧出的鸭子有果木香,于是名声大噪。便宜坊在前门外鲜鱼口内,是经营山东菜的馆子,虽然技法与全聚德有别,但烧鸭的效果及吃法与全聚德差不多。今天看到的烧鸭吃法大多是用荷叶饼抹上甜面酱,再夹上片好的鸭片与羊角葱同吃。其实早先也用特别的两层皮的芝麻烧饼夹着吃,除了甜面酱外,还有蒜泥、白糖和黄瓜条。用黄瓜条多在冬季,那时没有今天的蔬菜大棚和地膜种植方法,黄瓜都是洞子货,说是一两银子一条太夸张,但也确实价钱不菲。冬日里黄瓜条的清香不但可以解腻,也显得名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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