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3）迈阿密 华盛顿 巴黎

猪湾之战后的第二天早上，艾伦·杜勒斯因为身患痛风从波多黎各回来了，我父亲说他看起来就像已经死了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卡尔的这句话，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将艾伦·杜勒斯想象成垂死之人，这样的想法持续到他真正去世——那已是七年之后的事了。他的离去给那些和他亲近的人带来了一个悲伤的圣诞节。我记得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平安夜——他去世那一晚我在西贡，我正在给基特里奇写信。后来她在回信里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艾伦去世的细节，再后来到一九六九年早春同她用餐时，她跟我讲述了更多细节。那个时候我们的婚外情已经开始了，这段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悲剧也自此与我俩紧密相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一九六九年春天，克里斯多夫还活着，夏洛特也是健健康康的，但他被戴了绿帽子却浑然不知情。他的雄性生理特征无可挑剔，可是相对他妻子的情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替代了他）来说，他的床技太显被动，而且他不会像情人一样乞求基特里奇大展舌吻，也给不了他妻子飘飘欲仙的幸福感——基特里奇不经意间描述的“鲜有体会的羽毛飘落的喜悦之感”，我从不敢问这样的表达是不是出自某位诗人的作品，然而我并不在乎这是不是诗人的诗句，总之这种描述很恰当。我们两情相悦，没有哪两个朋友可以这样亲近了，我们之间的欢爱就像是换了一种方式的对话，跟随我们的心情快慢起伏。

那个下午在客栈的小房间里，在我们经过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之后，她再次跟我详述了艾伦·杜勒斯辞世的最后情形，她称之为“和他的出生一样奇异”——我忘了他出生时是畸形足，跟拜伦勋爵一样脚趾头都向同一个方向弯曲。她告诉我，他的父亲——长老会的教士（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持再婚典礼）艾伦·梅西·杜勒斯，无法忍受他儿子的这点缺陷，他觉得这是受了洞穴诅咒的异常胎儿。于是他在新生儿洗礼前，给艾伦做了手术，这使得他受到了所有亲朋好友更多的关注。“曾经休·蒙塔古跟我说过艾伦的畸形足，但我从来不曾见过他的异常，”基特里奇说道，“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仅凭一只脚，就能纹丝不动地屹立在青天白日里，要知道其他人都还在黑夜中苦苦挣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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