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读至此，你也许会认同我的这个观点：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解读一直围绕着几个关键饲：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与贫富均衡。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与一切贴着“某某主义”标签的意识形态主张无关，当然也不是103岁的罗纳德·科斯所归结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在我创作本书的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人履新上任，关于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再次成为十分热烈的话题，其中不乏各个利益阶层、左中右的意见。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成熟的、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史和当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并没有能力完成方案设计的工作， 在这里，我试着回到“历史的三峡”之中，给出几个基础性的判断。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年），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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