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以来，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一分权矛盾便已爆发，“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七国之乱”便是表现得最突出的事件。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1949年之后，强势的毛泽东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权；20 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在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重新实行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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