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雷履泰70岁大寿,众票商齐聚平遥贺寿,联合送上一块金字大匾,上书“拔乎其萃”四字。当时的票号正处在花开多枝之际,雷履泰去世于十年之后,他没有看到极盛的景象。
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
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自汉唐以来,官银押解均由军人执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从此,票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后来的十年中,山西票号从14家增加到28家,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转为大额公款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
在票号出现的前六十余年间,设立票号不需向政府申请注册。1884年(光绪十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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