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

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

——鲁迅北京演讲1929年

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的出乎于企业家们的预料。

在当初送钱的时候，上海商界与蒋“约法四章”，即“保护上海工商业，承认并保证偿还北洋政府所欠之债务，款项要分期归还，所支款项由上海银钱业监管，只能用于江苏（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蒋以人格担保，一口应诺。可是后来的情形已不是“保护”而是收编、欺诈和勒索了。虞洽卿有16艘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没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严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当面索讨，才把船讨回来。傅宗耀被通缉，他出于宁波同乡的情谊向蒋求情，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陈光甫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就对蒋政府流露出了极度失望的情绪，他将之与暴烈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相比，认定“蒋之政府成立时间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他所谓的“办法”为：“一，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引用一般半无政府之信徒扰乱政治。”在财政治理方面，他则抱怨，政府只知任用党徒而不信专业人士，“财政等事，古（古应芬）、钱（钱永铭）毫无权柄，全凭张静江，此人为半残废之人，令其主张财政，则前途可想而知矣。如照此办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矣。”

失望之余，虞洽卿、陈光甫们不甘受缚，决意抗争。

1927年11月，虞洽卿在报章上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很强硬的公告，曰“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正处在憔悴呻吟之中，乃时而垫款，继而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乃自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虽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然人寿究有几何？枯鱼先已入市。”虞公开指责蒋介石没有兑现承诺，再不改变现状，商人们就要都变成“枯鱼”了，愤懑之气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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