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才使朝廷渐渐倾向了左宗棠的论断:“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
朝廷给左宗棠下旨态度鲜明地指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两城,北之塔城,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至海防之饷,据称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综计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若仅将购船、雇船之费备用,短缺尚多。此则宵旰焦思,而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
军机处同日又下给李鸿章廷寄一道,让他会同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李宗义、福建巡抚丁日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等人,筹划加强海防之事。
李鸿章接到军机处的廷寄,未置一言,许久叹息了一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如此一来,只怕一样也办不好,只能大举外借洋债了!”李鸿章说这话时,时令正交十一月,天气正一天天地变冷,总督衙门的各办事房已经摆上了炭火。
借洋债付重息,是李鸿章倡办洋务以来最感头痛的事。尽管在大借洋债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他捞到的好处让许多王公大臣为之眼红,但他仍想把洋债的数额压到最低点。他提出的将塞防之饷移于海防,主要也是出于节饷的目的,其他倒在其次。
如今,朝廷既然定下了塞海两防兼顾的方针,他自然没话说,只能把直隶的一些地方性事务交给布、按二司及分守巡道去打理,自己则全身心地赶到天津,会同盛宣怀等一起,一边和各国商量借款,至于对大量商借洋款朝廷能否同意,李鸿章尽管早已奏请,但仍无十分的把握,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一边同沈葆桢函商购买丹麦国铁甲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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