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在发展变化中，确实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历代的研究者，对宋词的流派有好多种不同的划分。由于所持的标准不一样，所以结果也不同。还有一些分法过于琐碎，以个人风格为依据，分为许多“体”，比如“柳永体”“秦观体”“易安体”“清真体”“稼轩体”等。这些“体”虽然也确实存在，比如辛弃疾词中就有明标是“效易安体”的，但没有必要在总体介绍的时候划分得那么复杂。

如果按照风格来划分，那么，宋词大概可以划分为两大派，即婉约派和豪放派。清王双华《古今词论》“张世文词论”说：“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而在每一派中，又有不同的风格存在。比如婉约派中的柳永比较本色，而李清照则比较通俗，周邦彦、姜夔比较注重格律和音乐，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则比较注重典雅。豪放派的两大代表人物，苏轼的风格是“旷”，而辛弃疾的风格是“豪”等。

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从儒家提出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之后，诗歌就一直被披上一层神圣的面纱，人们用它抒写怀抱、畅叙理想、针砭时弊、寄托哀思，虽然诗歌中也有吟风弄月、男欢女爱、浅斟低唱的作品，但是毕竟数量要少得多，而且历来就不被当作诗歌的正格。

晚唐时期，已经没有了初、盛唐时的恢宏之气，也没有中唐时的中兴气象，五代时期，则更是列国纷争，民不聊生，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统治者往往更迷恋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文化艺术有时反而会畸形地发达。词这种内容轻松艳冶、旋律婉转多变而便于花前月下、舞榭歌台中歌妓演唱的艺术形式，反而找到了很适合它生长的土壤而迅速壮大起来。五代时后蜀赵崇祚辑录的《花间集》，收录的就是晚唐、五代自温庭筠以下十八家词五百首，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这些词基本上都是“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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