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场中，一位来自徐州的大胖子考生，将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考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边走边将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一拍大腿，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个近乎发疯的考生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后来说：“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陈独秀与参加考试时认识的皖省维新派人士汪希颜、汪孟邹等人交往密切，“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与革命党人邹容、张继等人交往，渐渐趋向革命。

陈独秀早年参加了革命党的暗杀团，但12年后的1917年，陈在《论暗杀》一文中批评，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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