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的托派统一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派人来到南京，要求陈重回上海参与托派组织活动。陈深感托派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之复杂，而其与彭述之、刘家良关系不睦，故拒绝回到上海。

罗汉想让陈独秀与中共合作，托派得知后大为震怒，发表声明撇清与陈独秀、罗汉的关系：“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对于托派的声明，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一次，陈独秀对包惠僧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托派，他听包说有谈得来的记者朋友，便打算以记者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不是托派的声明。包向他介绍了《中央日报》社总编辑程苍波。但陈、程的交谈不算投机，陈独秀仅写了个条子，上书：“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程表现得十分冷淡，临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条子。包惠僧在送程苍波时说，这个老先生想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打算借记者的口说出来。程只淡淡表示“试试看”。陈的声明最终没能刊出。

晚年避居江津时，陈独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托派临委的批判，但陈或直接给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与托派展开一场书面论战。此时，陈已经没有一个拥护者，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说：“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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