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小说的因果律

距今整七十年前，福斯特（E.M.Foster，1879～1970）在母校剑桥大学发表了《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系列专题演讲，结集成书之后，影响——或者毋宁说：予人之印象——深远。现在是1997年的春天，你站在任何一所未必然是剑桥的大学文学院里，拦住一位野心勃勃、想搞小说理论的年轻人，向他请教本行的必备经典，倘若他没提这本《小说面面观》，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这本书的观念、理论都过时了，要不，就是以跟上流行论述舞步为务的学院彻底忘了福斯特的理论。

1927年，肉体和创作生命正走在高峰之上的福斯特一定能够预先察觉到这种即将被忽视或遗忘的命运，至少在《小说面面观》的结语里，他谦逊地表示：他（以及任何有能力或地位的小说家）并没有权力“对小说的未来作某些估量”，因为“我们曾经不让过去做我们的绊脚石，就不能以未来做获利的工具”。

这样的谦逊恐怕只及于对“未来”比较容忍而已。福斯特的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优惠于值得同情或亲切理解的经典——比方说：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小说面面观》必欲除《诗学》而后快的急切感果然是跃乎纸面的，否则福斯特不至于在论情节的第五章中这样写道：“亚里斯多德实在可以隐退了，至少，从小说的领域中退出，并且把他那些有关情节的论调一并带走。”

福斯特尽可以占尽时间所赋予的便宜而去调侃亚里斯多德“读到的小说不多”、“当然没有见过现代小说”、“所谓内在活动根本不合他的胃口”，但是，福斯特对小说的情节又有多么超越时空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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