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高中以来的经历都让金庸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却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他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国民党的腐败令金庸刻骨铭心，他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因此相信陈伯达对“四大家族”的指控，认为他们“猛刮龙”，不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一个政权长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枪杆子，这政权还是维持不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失却大陆，便是最近的例子。”蒋介石去世，金庸的评价是，蒋一生有功有过，“大功是领导中国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在内）坚持抗日，大过是在大陆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所以，1949年政权转换之时，金庸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直呼“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立场以后慢慢有了变化。

他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那时以来，一直注意台湾的情况。他的《明报》社评对台湾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两岸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两个中国”，更反对“台湾独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评《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中说：“中国人不论左派右派，均反对‘台湾独立’，决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出现。”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1972年3月19日，他发表题为《台湾住的也是中国同胞》的社评。

1959年7月3日，《明报》创刊不久，金庸即在《蒋介石是否连任》社评中说，“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他是否连任。我们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但最最反对的，是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代劳”。7月6日，他在社评《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说：“我们根本反对中国人自己打来打去……大陆与台湾问题最后终于要统一，作为中国人，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日子越早来越好，最好是用君子办法，俗语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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