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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