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为儒者宗。“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闻之董生者，又深得纲领之正。尝考公羊氏之《传》，所谓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非《公羊》之言也。苏氏谓：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谓：休负《公羊》之学。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皆出于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笔谈》曰：“《史记年表》：平王东迁三年，鲁惠公即位。《纂例》隐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东迁。’不知啖赵得于何书？”《盐石新论》以为啖赵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训》，当作“平王东迁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时记录之误。安定谓：平王东迁，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绝之，犹有所待焉。历孝逾惠，莫能中兴，于是绝之。所以始于隐公也。

汉以《春秋》决事，如雋不疑引“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萧望之引“士匄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丞相、御史议封冯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颛之可也”。皆本《公羊》，虽于经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于严助以《春秋》对，乃引“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其谬甚矣。

《左氏》载曹刿问战、谏观社，蔼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战国之风，春秋初未有此习也。《谷梁》柯盟曹刿，《公羊》作“曹子”。然则“沫”即“刿”也。此游士之虚语，而燕丹之用荆轲，欲以齐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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