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一伐中原之后，间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后，间之以文鸯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无他事以间之者，何也？牛头山之战，全乎败者也；铁笼山之战，初胜而终败者也；洮西之战，则全乎胜者也。不全乎胜则士气沮，全乎胜则士气锐。锐则可以及锋而用焉。此四伐之师，所以继三伐而即出欤？

邓艾有“五必出”说以料蜀，姜维亦有“五可胜”之说以料魏，彼此若合符节，而料其出则果出，料其胜则不必果胜，则以维之所料，已为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己，则不得谓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

四伐之败与一伐等。盖一伐之役，句安陷焉；四伐之役，张嶷死焉。其失固相类也。然为国讨贼，虽败犹荣。一伐之时，未学武侯之自贬；四伐之后，亦学武侯之自责。君子于其败而哀其遇，于其贬而怜其心。

有毋丘俭之讨司马师于前，又有诸葛诞之讨司马昭于后，两人皆魏之忠臣也。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国。人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为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桀犬吠尧。”亦自比于狗；赵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亦自比家将于狗。若后世无义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马昭之攻诸葛诞也，贾充劝其挟太后、天子以亲征，此则从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岂尝挟献帝而俱行乎？其挟帝而俱行，惟许田射鹿之时则有之；至于挟太后而俱行，则又何尝有之乎？曹操所不为而司马昭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内，则曹芳之血诏，亦曹髦之所欲发也，故必挟天子而后可以无恐也。又恐天子虽在外而太后在内，则太后之诏可请，而城门可闭，亦未必无曹爽故可也，故必挟太后而后可以无恐也。凡乱臣贼子，欲效前人之所为，往往较前人之心又加危，较前人之心又加慎。嗟乎！人之窃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娱乐耳；乃防患虑祸，岌岌不宁以至于如此。人亦何乐而为乱臣贼子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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