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几句嵇康。清代的赵翼说：“东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至唐则仅有一刘对策，恳切言之。明则刘瑾时，仅有韩文、蒋钦等数人；魏忠贤时，仅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等数人，其余干儿义子建生祠，颂九千岁者，且遍于缙绅，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赵翼是在借宦官事发牢骚。而所谓世变，或士风之变，方面甚多，不是“气节”二字所能概括。从两汉的昂扬，到魏晋的消沉，再到后世的重施脂粉，再作冯妇，在世面上得意的士人，被束缚在局中，实亦颇有失意之处，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

嵇康被杀，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但朝野有力之人，为什么没一个出面救援？一大原因，自是党锢以来，诛戮过盛，士气摧折，自顾不暇。仅仅如此吗？再从司马氏的方面看，嵇康对政权的威胁很小，而名气极大，以小故诛杀有大名的嵇康，司马氏就没有顾忌吗？莫非他们预先知道，此举并不会遇到强烈的反对？

嵇康临终写的《幽愤》，颇有自责之语，似乎不类他的性格，以致后世有人怀疑这首诗是伪作。但嵇康还能说什么呢？“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嵇康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不过是“不和你们一起玩了”，又招了谁，惹了谁？他隐约觉得四周的敌意，又非之无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与其责人，不如责己。

司马氏杀嵇康，也算是为民除害吧。不要说与时贤相比，便在竹林中，嵇康也是个特出之人，他的特出，是要收回自决权，不论是哲学上的、伦理上的，还是个人实际事务上的。这一倾向，固然不只出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他的个性如此强大，便脱离了背景，也足可观，对那些做不到像他那样仅以个性就能立身的人来说，嵇康之讨厌，就不用说了。对嵇康的反感，仿佛暗流，在背景中嗡嗡有声，若要证实，人人一副与己无干的表情。这是一种人格对另一种人格的怨恨，是对道德威胁的自然反应，一定要到嵇康死后，大家才能重又以他的知己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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