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其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阳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则是从宋朝开始。

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在北宋，事情还来不及像后来那么糟。改嫁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尚有些保障，而社会的风尚也还开通。宋代多才女，说明了一些事情，因为在古代，读书写诗是社会处境的一种标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处境就不错，她们都写诗，他夫人会写“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他妹妹会写“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他女儿会写“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他侄女会写“不缘燕子穿帘幕，春来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两个谢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诗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这位男谢希孟有些意思，曾说“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大概是贾宝玉的先声。但这种话只好算是愤激之言，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立场。

另一位出言愤激的，是本篇主角，晚清的汪士铎。他的狷急狂傲，本来也普通，但他死后，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记》，终于把大家吓了一跳。

《乙丙日记》对女性所发的议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汪士铎认为女人数量太多，是世乱之由。所以他的主张之一竟是——“推广溺女之法”。家有两女，赋税加倍。而穷人家，干脆不允许生养女儿。汪士铎并没有疯。他身后的名声，也不是疯子所能冀求的——现在，好多人说他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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