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本来是东林党人，也曾名列《点将录》，绰号“没遮拦”。有人评他的毛病是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但在性格上，这只是缺陷，并非邪恶。那么，他是怎么进入《明史》的奸臣传，成为舆论公敌的呢？

一半的原因，是他本人热衷权势，行径往往卑污；另一半的原因，他的对手左右着舆论，这种舆论笼罩下的史书，自然不会说阮大铖什么好话。

阮大铖与东林党人交恶，起于一个官位的争夺。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出缺，东林党要人左光斗通知正在家泡病号的阮大铖速速来京递补。但东林党的另两位领袖更属意于魏大中。与阮大铖相比，魏大中更忠于党务，人品清正，社会关系单纯，不像阮大铖那样交际过广，随便和什么人都有说有笑。

这件事也许可以通过坦白的磋商解决，但阮大铖兴冲冲赶到京城时，东林党当事的人认为哄骗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便把出缺的实情隐藏，说了些东拉西扯的话。已知实情的阮大铖藏起心中的恼恨，以假意报虚情，暗中交结魏忠贤的外甥，使自己得到了吏科都给事中的要职。几年里，还有些别的事情发生。但阮大铖后来名列逆案，种根于此。

阮大铖是个官迷。他说，宁可终生无子，不可一日无官。他本是出色的诗人和戏曲家，在文字和音乐上有双重的才能。废居期间，他写了两千首诗、十一部传奇。有名的《春灯迷》和《燕子笺》都是这时候的作品。可惜，他非想当官不可。

阮大铖降清后，有件事情颇可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在行军路上，他每晚到清将帐中聊大天儿，一直聊到对方实在支持不住，鼾声大起，他才作罢。天刚亮他又来了，折腾完一个再换一个，人人不堪其苦——他确实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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