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兰成与范秀美在远山僻野中男欢女爱的时候，张爱玲却在上海公寓里提心吊胆。

举国检举讨伐汉奸，苏青也被抓捕了一回，李香兰则演出一幕“捉放曹”，她无法不起兔死狐悲之叹。报纸上含沙射影地指责她是“海上文妖”，“汉奸之妾”，说她在《杂志》、《天地》、《古今》、《新中国报》这些汉奸报刊上发表作品，还参加亲日活动。年末上海大时代书社出版的《女汉奸丑史》，更是明明白白把她和李香兰、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莫国康（与陈公博有染）、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相提并论，咒骂“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

口水大战于她不是第一次，却是最严重的一次——在“文非”之外，更加添了政治的色彩，总是骇人的。

她已经不可以再写字，写了，也没处发表。

潘柳黛在《退职夫人自传》中，曾提到重庆人办的报纸上编了整版的“扫妖特辑”，并且抗议：“我固然是沦陷区活过来的老百姓，然而我在沦陷时活得那么悲苦，可怜，我是苟延残喘的挣扎着活到现在；而现在，就连苟延残喘也不让我活了。我真想对谁去控诉，假若我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到有司去检举我，假若我没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就应该停止了无聊的谩骂，使我还能凭我的能力生存下去。那些唱高调的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因为他们还不至于‘饿死’，所以才乐得冠冕堂皇唱这种高调。”

——这段话，也可以代表张爱玲的处境与心声。

她第一次想到了离开。

去哪里？最先涌上的念头自然是去找胡兰成，同他在一起，再不分开。他逃亡，她也跟他一起逃亡；他受苦，她也跟他一起受苦；就是他遇难死了，她也要跟他一起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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