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行走在人世的上空，看到红尘滚滚人头涌涌，觉得无比的疲惫，窒息。于是，也更加理解张爱玲。

她对于拥挤的承受能力显然比我更低十倍，而对于孤独的需求空间则比我更大百倍。是以她在她的最后时间里选择了一种自闭的生存方式，与世隔绝。

当然，在她的刻意而完整的孤独之前，也曾是经过了一番努力与挣扎的。

那是一九六六年，她的英文自传《雷峰塔》和《易经》完成后，四处投递，却始终卖不掉。而高额的医药费如债主般逼上门来，于是不得不向当时正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年轻讲师刘绍铭求助，托他为自己在大学里谋一份差事。

刘绍铭曾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撰文，回忆说，“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张爱玲的日子不好过，竟然成了美国华人圈子里公开的秘密，听来真令人唏嘘！

从前在上海，有一次爱玲去舅舅家，舅母看她衣衫单薄，随口说：“改天翻箱子找两件你表姐的旧衣服送你穿。”她一愣，强烈的自卑感与自尊心同时发作，涨红了脸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连眼泪也滚下来了。心里说：何时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然而如今的事实却不得不叫她低头——在她回美国后不久，赖雅在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导致瘫痪。爱玲日以继夜地守候着他，在起居室里支起一张军用床，一边写作，一边护理。而这期间，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张爱玲的版税，加上赖雅每月五十二美元的社会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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