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庐山那场清算彭德怀元帅和其同盟者的行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进一步巩固了他同毛主席的关系。然而，一九五九年年底，康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毛泽东开始失去了在前十年驱使着他的那种活力和使命感。即使毛孤立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现实之外，他还是逐渐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和它带给这个国家的灾难性后果。被国家的悲惨境况所震惊，他似乎在蒙受着失败的痛苦折磨。到一九六〇年，毛泽东被孤立于政府的决策之外，当时正在访问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询问有关经济发展的计划时，毛泽东承认“我不知道”，使他的客人感到震惊不已。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头十年里，中国艰苦地跋涉在前进的道路上，“大跃进”的灾难破坏了民族的士气。由于中国国内的各种困难，毛泽东感到极端沮丧，一九六二年年初，他在一个有七千名党干部出席的集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他应对中国恶梦般的现实负责。他不再发布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或者迅速全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谈话。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元老地位，仍然不容挑战，但是现在这个国家由行政官员和经济学家管理着。毛泽东似乎处于一种退休状态，他的同乡也不再对他抱怨发牢骚；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在为战争和革命犀心尽力之后，他应该好好休息一番。

但是康生——现在他刚六十岁出头，并从隐退中振作起来——根本不准备加入毛泽东的退休行列。毛泽东依然感兴趣的少数问题之一是中国同苏联之间日益加剧的争论。康生年代期间在莫斯科所度过的四年时光，使他成为中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除此之外，同莫斯科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是用意识形态术语表达的——而康生在中国享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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