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同妻子和小姨子一起，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从一节高级车厢走上北戴河火车站的月台。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即将恢复“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来作为所有政策争论的检验标准。但是康生具有一种猜测主席意图的敏锐直觉，以致毛泽东一宣布阶级斗争依然是“纲”，康生就开始制订他的计划。认识到中国又濒于内乱的边缘，他开始为党的高层内冲突重新做准备。

康生立刻感到，毛泽东身边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将不可避免地同一九五九年以来一直管理中国的重实效人士发生冲突。他打算利用那些把阶级性强加在中国身上所引发的争论和混乱，进一步谋求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康生还是毛泽东，当时都没有预见到他们重塑中国社会的企图，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但是即使他们预见到，康生肯定也会奋勇向前。

由于不清楚毛泽东会把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推进到何种程度，康生做好了防备任何突发事件的安全措施，培养同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正统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虽然他私底下秘密煽动可能把他们赶下台的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爆发，康生的许多同志才看出他对激进目标的支持，或者他指责任何人的能力，包括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

康生的变色龙本质使某些外国观察家把他描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在每个阵营里都插进一只脚。但是这幅康生的画像还远远谈不上逼真：他会为自己的目的兴高采烈地牺牲掉任何人——甚至毛泽东。然而，数十年来身居党的最高层，康生清楚地知道，当中国被那种由毛泽东强加给周围所有人的幻想所控制的时候，这是他成功的最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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