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造反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步步高升。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已经成功地打倒十分牢固的官僚机构，自从大跃进失败以来，这个官僚机构一直管理着中国。彭真已被清除；邓小平已遭软禁；刘少奇实际上已是中南海中的一名囚犯；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数百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初，反对共产党权力机构的造反扩展到上海，那里的红卫兵在康生朋友张春桥的领导下掌握了权力，这次暴动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数星期内，红卫兵开始控制其他省份的中心城市，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

无政府主义的洪流为康生创造了一系列诱人的可能性。走错一步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包括他自己，但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各种界限的干部就能自由地提升自己。尤其是康生，他把阴谋家和政治暗斗家的高超技术同他与毛泽东的联系结合起来，共产党旧秩序的崩溃反而提供了他丰富的机会。

康生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包括张子石，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康生帮助张子石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张子石在父亲调到北京之后，在山东继续住了段长时间。康生与张子石的重逢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青岛的一位激进派官员王效禹派张子石到北京；王效禹在四〇年代未曾为在山东的康生工作。张子石的使命是探测北京的统治者对省内混乱的容忍程度。

康生与他儿子之间的会面是不自然的——他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面了——康生保持着一种差不多是儒家的得体气度。一月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非常正式的场合，康生接见了张子石，出席的还有王力、关锋和其他几位康生的老朋友。康生坐在一张带有套子的沙发上，告诉张子石那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康生宣称，“但是不要忘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顿干部的运动。所有的干部都需要改过自新，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是说希望触及灵魂吗？我们能不能触及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这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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