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政治罪行把人处死变得不再容易。毛泽东禁止处死政治犯。主席宣称，人不像葱，如果你把他们的脑袋砍掉，不会再长出来。斯大林有计划地处死党的上层干部、枪毙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成员的习惯，从未在中国流行过。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造运动和名义，杀死了一些人，但是死者通常是地主、普通罪犯、嫖客、拉皮条者、国民党残余、次要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党的上层干部头颅尚存。

文革期间，许多激进分子，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积极分子为突然的成功而陶醉，意气风发地指责对手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但是康生早就看到，许多干部这几年倒下，结果却再次起来；他知道，政治上异端邪说的指控很少是致命的。这些是“路线”问题，不是罪行；在中国永无休止的不断变动中，因为意识形态的错误而遭处罚的干部，可能有一天跃为部长或政治局成员，卷土重来。

康生过去常常指责对手犯有意识形态的错误，但是他在一生中也曾以更严重的指控来污蔑他的受害者，诸如“叛徒”、“敌特”和“卖国贼”。康生并不试图捕获由台湾、苏联和美国派遣的真正的间谍，或试图搜集有关外国政府的情报，他反面利用安全机构把中国变为一个恐怖的场所，他的竞争者被迫在其间坦白他们反国家的想象中的罪行。

康生对于通敌和告密的指控是如此严重，以致受害者不可能恢复名誉——尤其，他的指控自然导致非人的虐待，结果由于医疗疏忽或其他行政手段，受害者只有死路二条。康生并无法任意处决他的上层敌手，但是他以一种斯大林主义的精确形式施加影响：通过表面的官方调查来毁掉许多干部，这些调查似乎依靠真正的坦白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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