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白圭以后自由商人中诚贾固然尚有，但越来越多的人争于机利，变成奸商。许多人是“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大发其财，上升为富商大贾，与中小商人分属于两个阶级。尤其是富商大贾中的奸商发得更快，富得更易。商业的客观职能、积极作用，体现在富商大贾中的诚贾、中小商人和商业劳动者身上。至于由奸商暴发的富商大贾，则坑农损民，正扮演着反面的角色，商业应有的作用全被扭曲。自由商人的这种分化和转化的过程在战国中期以来已很显著。

西汉前期富商大贾的势力十分膨胀。最富有的是那些大盐铁商。如(四川)临邛的卓氏和程郑氏、宛(南阳)孔氏、曹(山东曹县)邴氏，都以鼓铸起家；齐人刁间则依靠贩盐致富。卓氏“富至僮(奴隶)千人”，程郑“富埒卓氏”，孔氏“家致富数千金”(一金万钱)，邴氏“富至巨万”(万万钱)。转输各地土特产品的大贩运商在富商大贾中亦居前列。孔氏、邴氏、刁间都兼营贩运业，更有名的是洛阳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居然达到了7000万。权势与财富相伴而来。孔氏和刁间都是“连车骑，游诸侯”，“交守相”，和王侯官府深有勾结(《史记·货殖列传》)。他们在生活上尽情享受：“衣必文彩，食必粱肉”，“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有的富商大贾如临邛卓氏“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真是“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

“役财骄溢”的富商大贾，其用不完的钱财滚滚地投向土地。在这方面宣曲任氏是一个典型。任氏在楚汉相争时靠囤积粮食发家，以后又以所发的横财，经营畜牧，购买土地，只要是良田，价格多贵，他也买进。田产代代相传，“富者数世”。卓氏、孔氏也都致力于“规陂池”，置田地。有个叫秦扬的商人“以田农富甲一州”。商人买地，当时叫做“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土地租出去，坐而待收(地租)，虽不如商业利大，但安逸而少风险，却是稳便之业，与周转快而风险大的商业，可收本末相济之效(“本富为上，末富次之”)。所以对兼并土地一事，商人们始终具有极大的兴趣。在土地兼并中高利贷起着密切配合的作用。每当农民碰上种种困难，急于用钱时，商人们便乘机半价收买他们的产品，没有产品出售的，放给他们钱，收加倍的利息。农民到期还不清债，只好“卖田宅，鬻子孙”，一块块土地落入商人之手。商人又买地，又放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的一个特征，这种情况从战国时期已经开始，西汉前期更是如此。以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结合，一直变本加厉地发展，出现了许多吞田无厌的“地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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