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行求法运动大张旗鼓进行的时候，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商业贸易也在进行。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政府间的往来也增多了。

《晋书·四夷传》“大秦国”条下记载说：“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苻坚传》中又提到，苻坚平定北方以后，“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其中有“天竺献火浣布”。苻坚很重视西域的经营，也控制了富庶的蜀地。应当说，晋时西北和西南的交通都不曾断绝。当时僧人的往来更能证明这一点。

刘宋元嘉五年(公元428年)，有一份来自印度的国书保存在《宋书·夷蛮传》里。这是天竺迦毗黎国(大约在南印度卡维利河流域)国王月爱致宋文帝的。梁武帝天监初年(公元502年)，又有印度屈多王致梁武帝的国书保存在《梁书·诸夷传》中。这些国书言辞恳切，表达了强烈的通好愿望。此外，正史中还记载了不少印度诸国遣使贡献的事例，如《宋书》记载：“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与南朝保持联系的主要是南印度的国家，其交通路线是南海道。

《魏书》各《本纪》中也有若干记载。根据这些记载统计，从451至521年的70来年间，印度各地派使者(其中有若干商人)来北魏，至少有27次。与北魏保持联系的主要是北印度诸国，其交通路线是西域道。

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南北政府派使者去印度的事也一定不少，只是史书中记载不多罢了。但不管怎样，这种频繁的交往，既促进了中印间的文化交流，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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