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万八千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著名诗句。四万八千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它却反映了南朝佛教发达、寺庙众多的历史事实。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后汉笮融大造佛教塔寺的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建造的佛教寺院就更多了。

据《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的祖先本是康居(中亚萨马尔罕一带，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但后来的几代人都居住于天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又因做生意而迁居到广东。当康僧会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不久他便出家。在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康僧会为了在东吴宏扬佛法，便来到东吴的首都，见到孙权。康僧会为了取得孙权的信任，拿出一粒佛舍利，说这颗舍利坚不可摧。经孙权和手下人试验，果然如康僧会所说。孙权惊讶之余，同意为康僧会建造塔寺。这座佛寺便被叫做“建初寺”，而寺院所在的地方被叫做“佛陀里”。从此，佛教便在东吴迅速传播开来。

晋代，除了建初寺以外，中国南方还有许多著名的寺院，分布于广东、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地。到了南朝时代，寺院就更多了。

北方的情况也是一样，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仅洛阳一地，在晋代有寺院42所，而在北魏时就陡增至1367所。

中国的寺院建筑，既承袭了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又吸收了印度建筑的艺术特点，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佛教建筑派别。两晋南北朝时代，一些信仰佛教的有钱人，为了修功德，常常有“舍宅立寺”的举动。也就是说，把他们一部分住宅捐出来当寺庙用。它们的住宅无疑都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其风格、结构也都是中国传统的。而那些专门为僧人们建造的佛寺，也必然要在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施工。同时，这些建筑既然是佛教的寺院，又必须体现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建筑模式。于是，难免要进行一些补建、扩建或改建，使之更接近印度的模式。我们可以举出佛塔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佛塔这种建筑形式不是中国原有的，而是从印度学来的。印度的佛塔是用来埋藏佛和高僧舍利(遗骨和骨灰)的。中国的僧人去印度取经，画回了印度佛塔的模式，印度的僧人来华，也把印度佛塔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根据印度佛塔的模式，中国人修建了自己的佛塔。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审美观的不断变化，中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建筑景观。中国的佛塔起源于印度佛塔的启发，却又不同于印度的佛塔，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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