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恭帝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春季，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北宋政权建立在唐末、五代十国长期割据混战的基础之上。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赵匡胤等统治者制定了“守内虚外”的开国方略。正如太宗赵光义对侍臣所言：“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根据这种精神，北宋把预防内部倾轧篡权和镇压人民反抗斗争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环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各种措施便弊窦丛生。到了北宋中叶，经历了近百年发展，社会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北宋政权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土地高度集中，农民丧失了田地，无法忍受贫苦生活的煎熬，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宋代中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宋史·食货志》)。官僚、豪绅、寺院地主所霸占的田地为全国耕地面积的70%以上。可谓“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天下佃客将收获的大半交了地租。广大农民生活饥寒交迫，逃往他乡，或困死荒野。王安石尖锐地指出：“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布满州域，贫者困穷不免死于沟壑。”(《王荆公文集·风俗》)侵占土地，“蚕食细农”，极大地激化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官僚机构庞大，冗官冗员充斥，雇佣兵额数猛增，造成国家财政危机，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宋代选拔官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恩荫授官，宗室、官僚的子弟、亲属、门客等经此方式可以得到官做。二是科举考试，多数人由此进入仕途。北宋初年，为了预防官员长期把持某一部门的权力，结党营私，实行官职不一、名实分离的官、职、差遣制度。官、职皆为虚衔，只有差遣才有职有权，名副其实。这样，中央政府官僚机构庞大，官吏人数遽〔ju 巨〕增。包拯任职谏院时曾撰文指出，真宗赵恒时文武官员总计为9785员，到仁宗赵祯时，人数已达17300人，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等不在数内。才40余年，官员增加将近一倍。地方官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更是无法统计。他们利用权力，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投机经商，牟取高额利润。北宋军队主要是禁军和厢军(地方部队)。宋初，军队只有20万人，到了仁宗皇祐年间，人数猛增到140万。士兵多数为招募的饥民和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之徒。国家要养活一大批冗官冗员和人数众多的常备军，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广大人民经济负担沉重。整个国家“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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