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改革是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的，改革前后持续了20余年，效果是显著的。经济上，从北方到南方社会生产在恢复，“流民复业”，户籍增多。山东北部沿海一带牧地退还民田，“岁余新桑遍野”。“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王磐：《农桑辑要·序》)。南方新附之民，开垦荒地，官府给牛种农具，“使力田为农”。太湖流域疏浚多年淤塞的河道，修建闸堰，浇灌农田。又治淀山湖，“以兴三吴之利”，出现了“苏杭熟，天下足”的喜人年景。政治上，忽必烈统一天下，定官制，立纪纲，削弱了王公、世侯的势力，改变了“政出多门”的陋习，加强了中央集权。“纪纲法度，粲然一新”。忽必烈的改革呈现了一派新气象，“至元、大德年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四《张文季墓碣铭》)。

这场较大规模的鼎新革故，当时叫作“改汉制，用汉法”。所谓汉制，就是采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谓汉法，即是用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广大人民的方法。忽必烈革新措施的制定和实行，是在一部分亡金的士人辅佐下进行的。他进入漠南汉地后，就积极网罗封建士大夫及有卓见的儒士，作为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忽必烈特别重视利用两部分人，一是吏，用吏统治百姓，如刘秉忠、王文统等；一是儒，用儒士宣扬程朱理学，从思想上笼络士人，如许衡、姚枢等。忽必烈用汉法，先在刘秉忠家乡邢州搞试点，选廉吏，务农桑，增户口。试点三年，“号称大治”。另外，他还在封地怀孟和京兆地区变革，地方治理大有改观。尔后，改革自北向南逐渐地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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