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对与海外各国开展贸易带来利益的认识超过唐朝。宋王朝开国之初就很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个举措,使瓷器对外销售规范化、经常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明州、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立国后1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设立榷易署(《宋史·张逊传》)。除设立这些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衙门机构以外,还派皇帝身边的人物(如内侍),拿着公函(敕书)、金帛等贵重物品到南海诸蕃国去招揽生意,有的还带着空头诏书,即今天的空白介绍信,到了某国后再填写,将金帛等贵重礼品赏赐蕃国首领,并买回当地的香料、龙脑、犀牙、珍珠等宝货。这些主动措施对促进中外贸易活动的开展,特别对瓷器的输出十分有益。
宋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实行重文息武的国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武装力量一直较弱,因而北宋前期面临辽人、西夏武装集团的侵扰和打击;后期强悍的金人铁骑,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把腐败的北宋政权灭亡。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不思上进,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奢侈腐败一点没有收敛。由于统治地域缩小,丧失了富饶的中原和关中,又要负担日益沉重的军费开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南宋统治者比北宋统治者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下一道圣谕说:市舶(指海上贸易)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又下圣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宋政府为开展海上贸易,授官以商,提拔一些既有经验又能干的商人来管理此事。就是一般商人,只要他积极经商,能招诱外商来作生意,就可以根据他向政府抽解的货物、收息的多少补官,甚至大食(阿拉伯)商人也可以给官做。如大食商人罗辛贩乳香30万缗,中国商队首领(叫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98万缗,他们都得到一个官位,叫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十分能干,既会经商又会管理,宋朝政府任命他作泉州市舶司提举,在他的经营下把泉州的海外贸易搞得十分兴旺。直到蒙古人打过来,元朝政府统治泉州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让他继续主管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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