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之际，大约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印刷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中文铅字和新闻纸的传入，使铅印成为印刷业的主流。

整套汉文铅字是英国人台约尔于1838年在新加坡首先制成的，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运抵香港使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美国人谷玄(R.Cole)在澳门设花华圣经书房，利用台约尔的这套铅字印制中文圣经。次年，该书房迁至宁波改名华美书馆，并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迁至上海。该馆美国技师姜别利(William Gamble)改革汉文活字规格，定出七种标准，发明电镀汉文字模，提高了印刷质量。

与此相比较，我国固有的雕版印刷已逐渐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知识界宣传革命和学习知识的需求。这样，西方印刷技术便陆续被采用了。最初铅印的书籍和杂志，在形式上仍完全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模式，版面格式都与雕版印刷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页单面印刷；甚至装订也是线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英人克拉科(J.D.Clack，公元1840—1922年)在上海开始用煤气引擎轮转印刷机，使铅印效率极大地提高，成为书刊的主要印刷方法。至于文字的排法，当时基本上沿用中国人的习惯做法，采取竖排。碰到数学公式版面需要横排时才出现了横排本，后来除包含数学公式的数理化一类的书籍一律横排外，直至1949年前，中国图书基本采取竖排形式。

随着铅印的普及，西方新闻纸和铜板纸的传入，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刷的书籍，这种印刷方法，既能节省纸张，又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一印刷方法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版式的更动，传统的线装已不能适应这一变革，于是就采用了西式装订方法(即今天所谓的精装和平装)。正如李文祺在《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一文中所说，“晚近印刷大昌，所有书籍均趋重于所谓铅印，除刊版书籍尚需线装外，余则半皆改为包背装矣。其包背装之精者，则用厚纸面敷以皮或布，或烫金字，或印黑字，俗称为精装。次者不用厚纸面，仅以各式之书皮纸，或印就之封皮，作背装，俗呼之为‘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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