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的岁月，不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人们一面实践，一面思考，对于地方志的性质、特点、功用、内容、编纂方法，以及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常盛不衰的奥秘，探讨得越来越深入，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这就是方志学。

一开始，人们对于地方志的思考和见解，多见于志书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郑兴裔《广陵志序》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说明他认识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关系。宋代刘文富《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代董弅〔fen粉〕《严州图经序》也说，修志并非仅是为了应付闰年呈报的制度，而是要“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害，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利名节”。就是说，修志是为了使执政者了解风俗利弊，以先贤的优良政绩作为榜样。后学晚生读它，可以和睦亲近，有助于恢复古代的淳厚风俗。做官的人和社会名流仔细品味它，有利于保持自身的高风亮节。这是对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刘鲁生《曲沃县志序》说，修地方志“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记载要详尽，事实要核对无误，对是非善恶要敢于直书)。这是对志书质量要求的概括。这些早期的方志理论非常零散，多半就是这样的片言只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无论是组织全国修志，还是具体编纂一部志书，必定先有一个总体设想：为什么修志？要编成什么样子？这个总体设计，就是政府颁布的修志条例，或是志书的凡例。这个设想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当前的情况来决定弃取，或加以创新。所以，修志的条例和凡例，是前人修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也是方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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