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紧密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志也越过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岖曲折的路程。
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
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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