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封建政府虽然很重视地方志，但是他们对地方志的认识相当狭隘，主要是看重它“资治”(辅助统治)的作用。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江苏东海)去做剌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比如行医，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书就是经过验证的药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据方子来治病。清朝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县)有个太守也说过：“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宁府志序》)长期以来，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

科学文明的进步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地方志的真正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志书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对侵略压迫的坚强不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和生产经验的记录；看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地方志的“资治”作用仍然存在，但早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涵义，它不但是各级领导者认识国情的教科书，而且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决策参谋。地方志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识宝库，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的多方面的功能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地方志中关于地形、山川、土壤、物产的记载，对于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制订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往往有直接的启发。

早在1937年，地质学家章士钊已经注意到方志中矿产记录的价值。他辑地方志和其他文献编成《古矿录》，于1954年经修订后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者更广泛收集志书的记载，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国古今铜矿录》，并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线索查明了一批矿藏。近年来，各地区也往往以地方志作为寻找矿藏的向导，如浙江曾根据《(光绪)诸暨县志》的记载，探明了金涧山金矿，现在已经投入生产；贵州省石阡县根据《(民国)石阡县志》中所记的煤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重新普查本县煤矿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开采；据安徽《(道光)繁昌县志》记载，繁昌曾发现一块“紫玉”，后来做成用器，“献于太庙”。经过省地质队勘探，这里的墨玉石(紫玉)确实质地优良，而且储量颇丰，是制造建筑装饰材料和工艺品的好原料，于是建起了墨玉厂；云南的云龙县则根据旧志中的信息开发了锡矿和银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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