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章学诚虽然被尊为方志学的开山祖，但是对于他来说，地方志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此文为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章)，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从此，方志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跻身于学术之林。

随后，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理论的专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学》，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伦的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方志学通论》。此后，有甘鹏云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参与及指导修志的文稿和书信的汇编；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它是以作者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以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标题曰《修志今议》”(见作者自序)。还有寿鹏飞的《方志通议》、吴宗慈的论文集《修志丛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这些论著，标志着用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志的开始。

民国方志学者非常推崇章学诚，多数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并不拘泥于章氏的学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李泰棻试图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地方志，他认为方志的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所以，他主张方志应该增加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进化史。有些学者对“方志属史”提出了异议，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黎锦熙也说，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应努力做到“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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