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社会状况而言，唐代科举是一个比较进步、比较合理的考试制度。它与前代选士制度相比较，有三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更有效地由地方世族与地方长官手里集中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强烈欲望，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第二，把读书、应考、做官三者密切联系起来，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打开了获取高官厚禄、享受富贵荣华的门径；第三，力图改变选官只重品行、门第，而忽视知识、才能的弊端，它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当官多少要凭点才学，因而选拔了一些有才干的人。

从政治上来看，唐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甚至广大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与网罗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科举考试看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好好读书，都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从文化教育上看，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于选择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职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少年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学校教育的繁荣与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并钻研儒家经典，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和社会所流行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对于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举等等，这对于当时学校与社会出现的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人轻少年儿童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这当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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