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顾祖禹等为代表，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新风，极力主张做学问要为社会服务，要探求科学规律。但是，从不久的雍正时代开始，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严禁人们评议时政，制造了几起骇人的“文字狱”，迫使学者走向脱离现实、埋头书案的古籍整理工作，终于形成以文献校文献的整理、校注古代典籍的乾嘉“考据”学风，并一直影响到清末的许多治学工作。这时的地理学研究也不例外，亦出现了校勘、注释、整理、补作古代地理著作的高潮，以致成为清代地理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特点。

(1)古代地理著作的整理校注

我国古代地理著作很多，成书时间也较早，在长时间的流传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所以，到清代，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我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使后人对前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而不同。这些都为后人的阅读造成极大困难。因此，由乾隆时代兴盛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功最大，成绩最著者，主要是对《禹贡》、《山海经》、《水经注》以及历代“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朱鹤令、丁晏等。胡渭(公元1633—1714年)搜集历代方志舆地著作史料，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说大禹治水之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的考证。著有《禹贡锥指》20卷，地图47幅。晚于胡渭的徐文靖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征博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卷，总汇各种校注成果。胡渭、徐文靖的著作在校勘《禹贡》中，最为重要，考释详细繁多。此外，在他们之前的朱鹤令曾写过《禹贡长笺》一书，校注《禹贡》；晚于胡渭、徐文靖的则有丁晏、程瑶田等关于《禹贡》的研究。丁晏著有《禹贡锥指正误》，以指明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程瑶田著《禹贡三江考》，主要考释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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