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11000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8000多种，其中清代约有5518种。由此可见，清代是中国地方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公元1728—1777年)、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洪亮吉(公元1846—1808年)、戴震(公元1723—1777年)、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理论方法便更受重视，并逐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1)清初顾炎武、方苞的修志原则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曾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⑴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

⑵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

⑶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得其实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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